(作者：徐士萍)在“科研”之前赘上“高职”二字，无非是要将“科研”人为地划分为“大学科研”、“院所科研”、“企业科研”、“高职科研”等等。本来，从事科研是没有身份限制的，科研并非科学家、大学教授的专利，现实生活中出自平民百姓之手的科研成果并不鲜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科研亦然。所以，非要让同属高校之列的“高职”远离科研，就不免显得有些过于霸道。
    其实，高职院校要不要搞科研，这不是组织一两次讨论所能厘清的话题，也不应由专家学者们来妄下定论。最有说服力和发言权的应该是实践和市场。

    科研，如果只按字面释义，就难免会浮于简单重复一些“权威”专家著作上枯燥、陈旧的定义，以艰涩的字词为科研罩上神秘的面纱，进而让其远离大众，成为曲高和寡的神秘尤物。据此，要讨论高职院校要不要搞科研、搞的是不是科研等问题，不仅先得厘清“科研”的确切定义，更有必要在高职教育层面上对“科研”的内涵进行拓展挖掘。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技能教育”，或许是受近几年各级各类“技能大赛”偏于程式化操作技能考核内容的误导，目前社会上许多人对“技能教育”的理解产生了歧义，认为技能就是“操作”，就是简单的“装配”，进而认为“技能教育”就是操作工、熟练工的培训，并进一步推定从事“技能教育”的职业教育都不需要搞科研；加之社会上尚有很多人对“高职”与“职高”分得不太清楚，因而认为高职不能从事“高深莫测”的科研也就在情理之中。

    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错误推导，从一个侧面反证社会对职业教育缺乏了解，对高职教育的定位认识不够。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我们大多习惯了认可“国家给予高校的定位”。然而，当普通高校按既定的模式一成不变地培养人才，大学毕业生越来越不受市场欢迎之时，我们才忽然发现，高职院校的毕业生竟能在中职生低位就业、本科生难以就业的大势之中一枝独秀！原因何在？概因高职教育摒弃了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市场和社会的现实选择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高等”与“职业教育”之间作出权衡，在姓“高”与姓“职”问题上接受市场的洗礼，在“高职”与“职高”之间划清了界限。

    事实证明，中国的高职教育在近几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规模发展，尤其是百所示范高职的办学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这种成功不是政府的定位之果，而是市场使然，在于高职院校对技能教育内涵的市场化拓展，在于厘清高职与职高之后，在本科偏重理论与中职偏重操作之间选准了“交集”，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高职院校用创新的实践对传统狭义的“技能教育”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赋予其必要的“科研”内涵。这种“科研”贯穿于高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成为一种“不重结果更重过程”的高职特色的科研。例如，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近距离地参与航空研发，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博士团队以“项目化”思维为先导率先建成了全国数十门高职精品课程，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信息系的老师们多年携手诺基亚引领通信行业标准……谁能说他们不是在搞科研？谁能说他们不能搞科研？谁能说他们搞的不是科研？

    排斥高职搞科研，除了我们长期将科研神秘化的因素之外，对高职师资的科研能力缺乏信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同为高职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师生科研能力远在本科院校之上，而我国由于职教师资入职渠道的单一，以及企事业单位之间人事双向流动障碍的客观存在，导致了教师的企业经历和工程经验缺乏，科研能力较弱，而且地区之间、校际之间也很不平衡，这都是客观现实，但这决不能成为高职院校不能搞科研的瓶颈和不搞科研的借口。

    事实证明，高职投身科研，是市场的需要，是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保障。毫无疑问，学校如果只能培养简单操作工，而不能为企业的技改发力，不能为企业的研发助阵，则很难成为企业校企融合意义上长期、深度的合作伙伴。

    同时，高职投身科研，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高职人才有别于中职和本科而广受社会欢迎的特别之处，在于高职毕业生既懂理论，又会技能，与市场和企业跟得紧、走得近。而要培养这样的人才，高职院校必须以科研为纽带，培养学生创新的思维习惯和工程化的思维方式。

    高职科研重任在肩。如果定位不准、职责不明，则或者成为本科院校的附庸，或者沦为中职的替身，高职最终将因失去特色而走向消亡。

    认识科研、投身科研，亟须撩开它的神秘面纱；发展科研、引领科研，示范高职院校责无旁贷。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