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做客新华网接受访谈。面对“大学教育越来越贵、研究生教育自费化的趋势是否会延续下去”的提问，孙霄兵表示并不赞成“上学难、上学贵”的提法。他说，教育一方面要保障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能帮助教育者日后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对于后者的成本，国家不可能全部承担下来，需要个人和家庭分担一定份额，这种要求公平而合理。（8月26日《北京青年报》）

　　近二十年间，大学学费已经上涨了整整25倍，就连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也曾不止一次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普通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他甚至调侃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孙霄兵之所以不赞成“上学难、上学贵”的说法，是因为在他看来，大学收费贵得有理由——能够在今后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所以个人和家庭应该分担教育成本。实际上，任何一个对大学高收费有怨言的人，都不曾抱有让国家承担全部成本的想法。既然大学始终收费而非免费，就说明公众一直在为此分担成本。个中关键问题是：大学成本究竟应该如何计算？所谓教育成本又该怎样分担？

　　我国大学的办学效率普遍不高，这首先表现在其行政管理体制上——尽管大学教职工总数不断增长，专职教师的比例却明显偏低。将所有人员开支计算进大学成本，数额岂能不高？随着生源增多，教职工数量不断增加，而政府划拨的教育经费则是依在校学生人数而定，与教职工数量并无关系。此外，大规模建校盖楼、圈地扩张也给部分大学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保障运营，大学必然会想方设法把这部分开支以学费方式转嫁于学生身上，因此才会出现“大学逐年扩招、学费日渐提高”的现状。公众炮轰“上学贵”，其实正是对大学成本构成心怀不满，如何能将这种不满简单理解为不愿分担教育成本？

　　接受大学教育一定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吗？时至今日，恐怕任何人都不敢对此过于乐观。与西方国家“宽进严出”的教育模式不同，我国大学教育一直是“严进宽出”，近些年一些大学为了自身收益更是盲目扩招，“严进宽出”变成“宽进宽出”，随之而来的便是教育质量滑坡，大学生综合竞争能力下降。无论大学生本身是不是精英，家长必定是抱着培养精英的心态将子女送入大学，而越来越高的大学收费门槛无疑会使他们对未来“更好的经济收益”心存期望。当教育部门不断强调，大学生应以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之时，所谓“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究竟体现在哪里？

　　从参与社会劳动角度来看，大学生确实与普通劳动者别无二致；但从劳动者培养成本来看，却绝对不应将大学生简单等同于普通劳动者。要求个人和家庭分担教育成本没有错，但前提是科学计算大学学费成本以及合理的分担份额；要求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也没有错，但前提是将大学生的培养成本降低到和普通劳动者大致相当的位置上。否则，以精英教育的收费模式去培养普通劳动者，试问有几人能够“心态平和”地接受？

（新华网  责任编辑：姜颖）